试述林达尔均衡的含义及其政策启示(林达尔均衡的基本思想与形成过程)

本篇文章无忧网将为大家介绍试述林达尔均衡的含义及其政策启示(林达尔均衡的基本思想与形成过程)，下面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林达尔均衡意味着市场处于稳定状态，供需达到平衡。在这种平衡状态下，市场价格和数量基本稳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林达尔均衡的形成需要市场具备完全竞争、信息透明、制造商自由进入和退出等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市场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证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佳状态。

放眼世界，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百年变局叠加百年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大国博弈加剧。

在此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观点认为，大国权力转移带来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缺位将导致全球治理危机。

中国社科院院士、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玉燕教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文”专访时指出，金德尔伯格研究的本质问题是长期经济学中的“集体”。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社会不仅要通过制度改革创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共同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更需要增信释疑消除疑虑，加强合作，共担全球治理责任，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访谈实录总结如下：

中新社记者：“金德尔伯格陷阱”命题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近年来有学者用它来解释全球治理危机？

张宇言：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一书中指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当时的崛起大国美国未能取代霸权英国。承担全球责任。治理责任，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后来被其他学者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并用来解释当今中美权力转移可能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需要界定与之相关的关键概念，包括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和集体行动问题。最笼统地说，全球性问题是指具有全球影响、需要世界各国参与解决或应对的问题。世界各国解决或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或方式就是全球治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之间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不存在凌驾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此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谈判或讨价还价，即就行为准则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治理表现为人类在不同问题领域进行自我约束的国际体系或国际规则，其执行者主要是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

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本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都是有成本的；二是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都是有成本的。二是治理收益的享受不是排他性的，即治理收益等同于公共物品。这无形中刺激了“搭便车”行为。如此一来，全球治理这一造福世界的好事，就会因为想搭别人“搭顺风车”，又不想搭自己“搭便车”的动机而“走得太久”，导致治理赤字，甚至出现“公地悲剧”。由此可见，金德尔伯格关注的理论“硬核”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曼塞尔奥尔森在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说的“集体行动问题”。

气候变化全球问题的治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气候变化是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只要各国努力减排，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然而，由于成本降低带来的好处可以共享，其结果很可能是“搭便车”现象，从而带来长期成功。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车”和集体行动问题？大国应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张宇燕：缩小全球治理赤字的关键是铲除“搭便车”这一引发集体行动问题的土壤，让惠及世界的公共产品顺利有效地提供。对此，奥尔森教授曾提出两个重要的条件或途径。一是集体成员数量尽可能少，二是建立“胡萝卜+大棒”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如果一个团体由少数成员组成，那么每个成员可以取得相对更多的成就，并且对集体结果的贡献更容易识别和衡量。如果有一套奖惩制度明确并在集体内部落实到位的制度，集体成果的实现也会得到保证。

具体到全球治理，奥尔森教授的“选择性激励”设计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为好的机制设计带来好的绩效已经被广泛验证。然而，就小规模集体的情况而言，现实世界与其不太相符。联合国至少有193个成员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此外，奥尔森的理论隐含地假设了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平等，这在现实世界中很难成立。这就导致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大特点，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差异很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不难发现，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或主导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大国在人才储备、经验积累、机制设计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要知道，全球治理的机制设计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次，大国受全球问题影响较大，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相对较高。总体而言，各国都是全球治理的利益攸关方，但各自对全球治理的利益攸关强度有所不同。假设有一个仓库，存放在一个大国的货物价值占总价值的60%，其他国家占40%。谁更关心仓库的安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利害攸关的大国。

理想情况下，大国应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承担大国责任，带领各国努力实现全球公共产品的最佳水平，即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是边际性的。与每个国家收到的金额相等。收入。此时的全球治理状态处于经济学中的“林达尔均衡”状态。虽然现实中要达到这种状态非常困难，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责任以此为目标，履行我们的责任。

中新社记者：除了你提到的集体行动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全球治理危机？世界是否陷入了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张宇燕：除了上述集体行动问题外，造成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和治理机制紊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霸权将国际规则工具化或武器化。

在大国相互竞争的环境下，以国际规则形式进行的全球治理通常是非中立的。这样，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就转化为试图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规则，甚至将治理规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的博弈。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世贸组织改革。发达国家集团试图将中国定位为发达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更严格的规则来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现任美国政府提出联合盟友和伙伴，通过制定一系列国际规则来阻止中国未来主导全球产业。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是试图利用非中立的国际规则制造一把“规则之锁”，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中低端。

当“监管锁定”策略不起作用时，美国开始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分合作伙伴，打造平行体系，构筑“小院高墙”，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从而减少中国市场规模。相关例子还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推动所谓“友邦”、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等。 （IPEF）。

当今世界治理赤字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霸权国家在计算全球治理成本和收益时既考虑绝对福利又考虑相对福利。最好能够提高自己的绝对福利，比如通过分工和交换获得贸易利益；能够提高相对福利，例如扩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绝对福利为代价，也是好事。

总之，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正在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新社记者：国际社会应如何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和公共产品困境，防范和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

张宇燕：防范和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危险，当前的任务是世界各国就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重建信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信任赤字。如果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信任无法恢复，全球治理就无从谈起。

达成共识、恢复信任的根本途径，也是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的目标，就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里的“正义”有两层含义：一是自愿原则，大家商量，最终的治理规则必须得到各国一致同意；二是平等原则，即国际规则对各国都具有约束力。

“合理”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效率原则，即既定的国际规则必须有效，具体方案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效率原则。二是权利和义务综合考虑的原则，其中的关键词是统筹兼顾。例如，全球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已达成共识，但在制定具体约束性减排目标时出现了分歧：从增量来看，中国将占全球36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三左右。 2021年。据此，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应设定更高的减排目标；但从存量来看，1850年至2021年间，美国和中国分别排放了5090亿吨和2840亿吨二氧化碳。由此，就出现了“存量公平”与“增量公平”的协调问题。

中新社记者：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中国能为全球治理做出哪些贡献、提供哪些中国智慧？

张宇燕：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世界变革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稳定作用。建设性作用。

首先，树立正确的角色观，准确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要把握好尺度。我们在发挥积极示范作用的同时，还应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分担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

二是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创新。全球治理是一套规则体系，是各国自愿接受和遵守的公平合理的制度。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国际机构改革，还积极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国际机构推动国际体系的“存量”和“增量”齐头并进。

最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而不会让任何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更高的追求。孔子说：“欲立人，立人；欲成人，成人也”。意思是说，光自己“立”、“壮大”还不够，还要让大家受益。基于此，我的同事赵廷阳提出了“孔子改良”的概念。毫无疑问，“孔子改进”涵盖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意义，比“帕累托改进”具有更高的境界。

今天，围绕发展、安全等重大世界问题，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都融入了人们的思想。导向、包容、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共赢等中国传统哲学理念蕴含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国家交往之道。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新源泉。

受访者简介：

张玉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版《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2）、《国际经济与政治》（ 2008）、《美国行为的根源》（2015）、《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7）等著作。

栏目主编：顾万全文字编辑：宋辉标题图片来源：上官标题图片图片编辑：大喜

来源：作者：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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