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个人信息(李银河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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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个人信息工作简介：李银河，女，汉族，1967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女研究社会学家，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人”之一，并被《新周刊》知分子评选为“2006年度新锐人才榜” ”。她也是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充满渴望和梦想的青春年华，她被火车拉着去了内蒙古兵团，然后又来到了山西，在那里度过了5年的知青时光。 1974年，李银河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社。一年后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1979年，参与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开始进行婚姻家庭研究。 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踏上了异国求学之旅，最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年回国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也是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随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工作。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与很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不同，李银河似乎天生就是媒体的宠儿。她被授予各种荣誉，并被媒体妖魔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性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仍有争议。

她的观点是否超前，或者性别研究是“另类”，还是媒体制造的刻板印象？

这些问题只有走近李银河才能找到答案。

从报社大院到内蒙古兵团

我出生于1952年，正值“三反”运动后期。 “反腐、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是我学的第一句押韵。那时候，贪污的人都叫“老虎”，各个单位都在抓“老虎”，而我弟弟的外号也叫“老虎”，所以当我哥哥姐姐在公园里玩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看，‘三反’打到‘老虎’了！”

但对我来说，这项运动只是成年人经历的众多运动之一。

我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母亲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他们同时是抗日大学（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他们在后来的革命中相识、相识、相爱。我从小在报社大院里长大，一直觉得报社就是我的家。

我的母亲是满怀热情奔赴延安的“三八”干部，是最早参与创办《人民日报》的女编辑之一。她一生主要处理农村问题，她把全部的感情都给了农民。老一辈农村问题专家、原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曾为她题写“农民的喉舌”四个大字。我的妈妈是一位知识女性，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新潮的想法，对孩子也很严格。我们非常钦佩和尊重她。后来我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可能就是我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我父亲性格比较刚烈，经常发声，不然也不会在1959年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当时最严重的事件是在报社与彭德怀斗殴，父亲被拖着走。去陪伴战斗。有一次，叛乱分子来到我家，想要洗劫我家。我当时很激动，对他们：喊道：“你们态度怎么就不能好点啊！” 1962年我为父亲召开“七千人大会”时，我还年轻，所以对父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就好像记忆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文革”期间，我们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我的父母属于党内民主派，对政治比较敏感。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王若水等人家，听父母和他们的谈话。这对我们影响很大。

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在报社工作（注：日报）。因为报纸的寿命只有一天，而我想做一些寿命更长的事情，所以后来才开始做学术研究。有一段时间，受一本叫《军人的女儿》的小说的影响，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探矿队员。结果，“文革”爆发后，我到内蒙古插队，“闯正道”，走进边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当我送去北京车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但我却向往沙漠里的生活。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我怀着一种奉献精神去了那里，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去延安的感觉很像，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人生的第一课》，是关于军团的。兵团地处内蒙古河套地区，土质不好，播种30斤种子，亩产70斤，基本是无用功；今天挖沟，明天就会被沙漠沙填满。而且我们一开始也不受欢迎，因为我们会偷农民的工分。那时的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无休止地做着无意义的事情，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后来有几个同事向领导提出了意见，却被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这也让我感到捉摸不透。

然而，部队的生活也教会了我面对现实。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点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当我在兵团的时候，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未来，而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不知道中国会走向何方，也许个人会成为受害者。当时流行读《1984》、《动物庄园》等政治小说。读完后我很震惊。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与我们当时的社会状况惊人的相似。

从山西飞往北京

在内蒙古的山谷里，一想到要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就感到恐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从内蒙古搬到了山西，那里知青相对较少，机会较多。我插队的县城是我父亲的家乡，他在那里颇有名气。我受到他的启发，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大学不是根据考试成绩而只靠推荐，所以读哪个科系是很偶然的。我的父亲很擅长读书，也许是因为继承了良好的基因，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我的姐姐和弟弟都考上了一流的大学。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

大学毕业后，我加入《光明日报》历史组，担任编辑、记者。这也算是亲水的第一优势了，因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培文和我父母是老熟人了，所以他们就打定主意，把我送到了报社。但这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时我写了一篇《落后就会挨打》的文章，占了整整一页，引用了很多数据和资料。这种报道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去上海出差，发现很多地方都贴了这组数据。大概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都在积极发展，当地宣传部门想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经济发展的紧迫性。虽然那些资料后面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自己的研究却如此受重视，这让我有一丝小小的成就感。

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正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巨大的斗争。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派系势力很大，根本不能容忍市场经济的存在。所以当邓小平提出一些“黑猫白猫”之类的理论时，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直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的人。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在经济方面，从计划到市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文化上表现为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后期个人主义更加张扬。但政治改革却滞后。有句话叫“放手则乱，收则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小步走”，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在报社呆了一年，在朋友林春的介绍下调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我的主要工作是为领导起草工作报告和讲话稿。当时实验室的领导是于光远，后来他带了一批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马列主义研究所，我也跟着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到9月9日，历时两个多月，讨论的内容主要是经济工作，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开端，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记。

当我在社科院马列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研究婚姻家庭了。然而，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之后（1953年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 1979年，霍尔兹纳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聂尼瓦萨来华，在费孝通老师主持的社会学暑期讲座上发表演讲。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他们后来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率先恢复了社会学系（所）。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是该班的学生。

从中国到美国

1979年暑期社会学研讨会上，我直接找到Holzner教授，请他帮我申请去美国留学。要申请奖学金，您必须通过密歇根大学的考试，其他则取决于推荐信。我的三封推荐信是梁漱溟、于光远、李恕三人写的，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匹兹堡大学读推荐信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

俗话说三十不教艺，而我却恰恰相反。 —— 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正好30岁。那时我刚结婚两年，新婚夫妇单独出国很困难，但由于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唯一的学习途径就是出国留学，所以我和晓波做了一个讨论后很快做出决定。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非常紧张，签证和机票的安排也非常紧张。我记得我到达美国的那天是9月13日，14日是奖学金截止日期。如果迟到一天，奖学金将被取消。

1984年，王小波来到美国陪读。虽然我们也打工，但生活主要靠我一个人的奖学金。晓波免学费。如果交学费的话，我们根本就付不起。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和现在不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刚到美国时都非常贫穷，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趁着假期，买了一张学生证，去美国和欧洲七个国家旅游。但旅游主要是马背上看花，并没有过多渗透到西方社会。这是在欧洲旅行的美好一天，但它经常被视为日本游客，因为当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去旅行。

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我们还是抱着做客、留学的心态。我们一般通过电影等方式了解美国，与美国人的接触也仅限于教授和同学。但在此期间，我接受了严格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训练，为我回国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和肖波认真讨论了哪一边更适合发展，然后决定回国。做出这个选择并不困难。如果你学的是理工科，那到处都是一样的。但我从事社会学研究，对美国当地社会了解不多，没有很深的感受。没有母语环境，晓波写作会很麻烦，所以我们自然选择回国。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之前的博士后流动站都是理工科），我需要寻找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我愿意回国，所以我成为费老的博士后就顺理成章了。

从美国回来后，我感觉自己开始了真正的工作（创作）。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从小学、初中、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在实践。我的一生，直到1988 年，当时我36 岁，都在准备。就像一头牛刚刚吃完草，现在该产奶了。

怀着这份兴奋，我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课题，现在的博士后只在做一篇论文，但我当时就做了10篇论文，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孕不育等。离婚、同性恋等。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是在匹兹堡大学完成的。当时我整理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成果，发现很多研究都是第一次做。后来，这10篇实证研究论文被收入论文集，名为《中国式爱情与婚姻》，荣获“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于1998年再版。

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寻找离婚、单身或自愿生育的研究对象，接受深度面试的候选人通常有几十人。有关青春期爱情的研究对象前往附近的中学寻找。有一次，我们要去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户籍抽查。我们谁都不认识，就拿着北大的介绍信去了。按照抽检规则，民警帮我们从装有户口卡的大箱子里一张一张地取出卡片。当时填写调查问卷是没有报酬的，所以我们就在信封里贴了一张两块钱的邮票。甚至有人还把这些邮票退回来，说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不是没有得到报酬就这么做了吗？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真是又傻又天真又可爱。

1995年，43岁的我被任命为研究员。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世俗目标。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种真正无欲无求的状态。在此之前，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逐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我走多远，他们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研究员。无论我内心对这些世俗目标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态度，它们始终是我的目标。而我心里的感觉是，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的生活就真正开始了。我怀着兴奋但又失落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刻。我想象过： 真正自由之后我应该做什么？当然，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我一生去做的事情。

后记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和晓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平淡无奇，比较无聊。”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李银河几乎经历了同龄人经历过的一切。李银河还经历了同龄人没有机会经历的事情，比如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或者与王小波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或者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银河是幸运的。这一切都与她的家庭有关，与她的性格才华有关，与她的命运有关。

李银河是一个认真思考生命意义的人，虽然她的结论是生命没有意义。从很小的时候起，虚无主义就一直让她着迷。这些问题她不敢轻易去想。她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机遇。

李银河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贯穿她一生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滋养。她钦佩那些获得自由的人，在她心目中，像叔本华、尼采、福柯这样的人并不多。尽管他们的思想有许多差异，但她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巨大的自由精神吸引着她的灵魂。

现代媒体描绘的李银河更像是一个叛逆的女战士。她的很多言论似乎都在挑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尽管她在博客中强调自己“不是英雄”，并关闭了博客的留言和评论功能，但她一贯的研究和立场表明，她正在坦然地面对批评。在她看来，对真正分歧的批评是继续研究的动力。

两个小时，我们听李银河讲故事，看她认真思考，开心地笑，时常有孩子般的表情和动作。这位“超级名人”还需要外界提供什么，无论是“敢于说出真相的战士”还是“神圣爱情的亵渎者”。她在向世界抛出令人震惊的话题和观点的同时，享受着许多美丽灵魂创造的智慧。她爱好广泛，爱读书，爱文学，爱艺术，爱自由，爱生活。能够和真实的自己在一起，兴奋的时候滔滔不绝，疲惫的时候轻轻一笑，这种自然不加修饰的生活就足够了。

李银河表示，如果有机会，她还会选择。所以呢。在王小波眼里，李银河是无价之宝。在李银河眼里，王小波是生命赋予的最大惊喜和美丽。它们互为菩提树，互相映照，互相澄清。故生死别离，天地轮回，情意依旧绵绵不绝。

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和现在不一样。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很穷，就像住在贫民窟一样。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趁着假期，买了一张学生证，去美国和欧洲七个国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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